◎周之德
周之德，不知何处人，清末，官浙江衢州府都阃，身长六尺，仪貌魁梧如古传记中人，性严正，不为势屈。清制：各省文武官吏知县事以上出有仪从，自总督、巡抚而下渐杀焉。总督、巡抚以小红亭前导（俗呼头亭，余昔尝有考记，今不复能记矣），次有红伞、绿扇（伞以障雨，扇以障日），鸣锣者四次之，所以告人也。次则若“甲”字形之木牌四，白地上绘虎头，黄黑色，虎头下书“肃静”者二，“回避”者二，制人冲道也。复次为官衔牌，则以其官衔之多寡为衡，每一衔为二牌，皆衙役分左右肩之以行，令道旁左右之人皆得见也。大率总督、巡抚自本职总督某某地方军务、节制水陆各镇、巡抚某某地方外，例有兼官，因司弹劾则兼右都御史，右副都御史；因治军务或兼治军务（总督本是军职，巡抚则本非军职），则有兵部尚书或兵部右侍郎节制水陆各镇；如兼管盐政、漕政者，亦必揭橥于本职之前。他若得有宫衔及赐爵者（宫衔如太保、少保、太子太保、太子少保，爵如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）亦具列焉。故至少衔牌有四五对也。再次则冠红黑帽之皂役各四人（俗呼红黑帽子，古之隶也），呼喝不绝，义若警跸然。又次，骑而导者一人（俗呼顶马，率为五六品武官）提香炉，而从其后者四人，本官乘绿围红障泥之轿，四人前后抬之，四人左右扶之（俗称八轿），又在引炉之后，有戈什哈（巡捕）二人从于左右，而跟马二殿焉。此外省八座之常仪也（大礼时仪制尤备）。光绪廿六（庚子）年，督抚以下减省仪从，仅前后有骑导从，而以少数卫兵警护，然并未改制，故督抚不能正式令其属必相遵服也。之德于岁朝仍仪从呵殿出入，人有谓之者，之德曰：“我敲的是皇上家的锣。”长官无奈何也。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鲍祖龄者，中兴名将鲍超之子也，习狎邪游，时时宿西安（衢州府首县，后避陕西同名，改为衢县）城外妓舟中。荐绅以下慕其风，无顾忌，之德非之。一日，见其从人，叱之曰：“孰在是？”曰：“道台也。”之德大怒，曰：“道台而来是耶？狗奴故汗若主，且吓我。”鞭之流血，曰：“即道台来，吾亦鞭之如是矣。”祖龄为越舟逃归，自是不敢复狎游。是年畿辅有义和团之乱，而衢属之江山亦有事，西安将响应。总兵喻俊明老而偷安，文武闻警皆周章。独之德坚约来，为守备。会与知西安县事吴德潇有龃龉，诬德潇于民曰：“知县康有为党也。”生员罗楠者，尝建议于德潇，德潇面掷其草，漫骂之，楠亦共短德潇。一日，德潇会荐绅于城隍庙，之德、楠突率民、兵数百人往劫德潇，德潇求解于祖龄，祖龄不能救，乃奔外国教堂中避之，众毁教堂，缚德潇手足，以木贯而扛之，楠率众刃其体，无完肤，刺其心而死，并伤教士。事平，外国使臣颇要挟，之德遂抵罪。方之德听谳来杭州，余及见之。迨余至西安，闻西安人云：“之德置法之日，西安人往杭州观者咸泣下不平，今犹呼周爷爷也。”是役也，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乡试第一名举人（俗呼解元）余友郑渭川先生永禧亦被牵于狱，幸而获释，先生少辑《烂柯山志》，晚年撰《衢州府志》而失明，未知其杀青否也。
◎李钟岳
李钟岳字崧生，山东安丘县人，清光绪廿四年进士，浙江即用知县，署衙州府江山县知县，补绍兴府山阴县知县。崧生性温厚，其莅江山也，前官龚廷玉者，善媚外国传教士，既代去，谓崧生曰：“此间民尚好，教士横肆，不可纵民也。”崧生以为旧尹之善言，甫治事，即为教民讼平民，教士为之要说，崧生不听，竟笞教民而直平民，于是教士教民谔错出不意，稍稍敛迹矣。余初不识崧生，光绪三十二年，江山人毛云鹏延余教授江山县中学堂，江山地故为浙闽要冲，自海道通，始废为僻壤，士寡学而民健讼，号称难治。崧生务与民清宁，废涵养书院，以其址立江山中学堂。然崧生起科第，不谙近世更新学校事，乃悉以筹画之任付云鹏。云鹏为画计，以书院膏火资充经费，不足，则微加契税，而自请出家资营其始。崧生以为加契税格于例，然非是则事不举，乃慨然曰：“吾忝官于此，事有益于民者，吾当任其责，虽干禁且为之。”卒从其计而捐银五百两为之倡，即以云鹏监督其事。县有仇其夺书院膏火资者，以云鹏尝购得清帝及慈禧后照相，取《西厢记》“我见了也销魂”一句题于慈禧像侧，遂绐得而以大逆告云鹏于官。崧生谋两解，讼者以为官且畏事，志必致云鹏于死而破其家。时衢州府知事为满洲人，讼者因扬言，县官不为理，且首于府道。使其党乘夜至府，将以要挟崧生。云鹏父〔老〕年老畏长祸，潜赂讼者，讼者益居奇，索贿巨万。云鹏所遣往府刺事者余绍宋（时亦为江山县中学堂教员），急书言讼者结荐绅之憾云鹏者共白知府，将罗织兴大狱（实为讼者之计而未见于行），于是云鹏父母遽趋云鹏至上海避之。时余在云鹏家见其一灯黯然，仓皇行色，乃诣崧生，谓之曰：“比人人言知府有意于毛君，果狱兴，亦非君利也。”崧生曰：“知府为人，吾亦习之，若札来（清末上官下所属文书称札子），吾据理申报，不使毛君被诬也。”余曰：“君固长者，奈何小人媒檗其间，君且得咎。”崧生乃私于余曰：“吾即当诣府为道台寿（时分巡金衢严兵备道驻衢州府城）。道台吾乡人，吾又善其公子，必为毛君援，愿先生语毛君暂避之耳。”异日，崧生来报余，谓余曰：“近日，官率喜以革命诬人，致戮无辜，今者康有为、梁启超皆远窜，安有所谓革命者耶？”以是知崧生为长者。既而云鹏家果重贿以息事，而余亦辞归。翌岁，崧生调补山阴，而余至广州。安徽候补道徐锡麟者，山阴人，以其戚属故山西巡抚俞廉三之介，为巡抚恩铭所信，而锡麟藉所办巡警学堂开学行礼时，徼刺恩铭，死之。绍兴府知事贵福者，恩铭姻娅也，欲为雪其恨，系锡麟家人而治之。锡麟故为光复会领袖，其会员秋瑾，女子也，亦急于绍兴谋起事，遂为贵福所捕获，例由县先鞫治，崧生悯之，多所宽假。一日，贵福与会稽县知事及崧生共案是狱，崧生逆知贵福意，将多所系连，愀然不乐，无所鞫讯。贵福诘之，则托言头风不任，贵福曰：“若本不办此，须吾自审耳。”崧生即去不复与。贵福以其不能严钩距，白巡抚罢其官。继崧生者希巨功，滥刑及无辜，崧生愤懑不平，对人辄欷嘘泣下，遂自经死。
◎童疯子
经杭州下板儿巷，问童疯子，故老犹能指其所居，而疯子死久矣。疯子，崇明人，其名晏，字曰叔平。书画得南田老人法，画菊尤善。疯子平时，善谈论，踔厉慷慨，人多亲之。惟有乡试之年，则大发疯：服道人服，巾道人巾，持铁如意，缓步通衢，有呼为疯子者，则击之以如意，官吏轿马过者，亦击之，归则以如意击其妻。疯子居室极精雅，善书，名画古金石罗列，辄引如意坏之，或执途人而入，按之坐，途人惴然，疯子徐与古器，揖让而去。一日，疯子置大桌衢中，敷座，坐于上，下积纸元宝焚之，火及衣矣，妻号泣跪请其下，勿顾也，会火微得不死，疯子恨之。余父善书，与疯子交，谓言者妄也。一日与吴子绂丈饮其家，疯子忽入，挟其妻以出，令与吴丈交拜曰：“汝当为之妻。”余父愕然趋归，曰：“叔平真疯子耶？”余少时一见疯子于姻戚家，貌伟，体高，美髯，与人言，娓娓有雅致，不知其为疯子也。或谓：“其父为吏，理狱有冤，故疯子得鬼谴。”或曰：“是有所托也。”今科举废，惜疯子早死，不能见其疯与不疯矣。疯子死，葬南屏山下，妻吴庐于其墓侧。疯子有弟大年亦善绘事，且精刻石，所谓童心安者也。吴丈名恩绶，善画，画宗新罗，得其生动之致，然未尝鬻画以为生，晚年就浙江劝业道署为科员，辛亥后不通闻问，当已物故。
◎“你也配”
清道、咸间，宗室成亲王以书名，士大夫求之，未尝以尊贵为拒。一日，为名士某作书，都统某羡之，以精纸亲奉求其书，未见拒，某以为荣。翌日，即使送还，某益喜，以为若是其速也，盖得青睐矣。展卷则无所有，卷尽，始见小字如蝇头者三，为“你也配”，都统索然。因忆某书记梁山舟先生官京师，有笔贴式（书记）满洲人某求书，先生还其纸，某颇衔之。某后官至山东巡抚，而先生已忘其事。一日，过其境，遇水，不得进。某留居其园中，日款以盛馔，桌上笔墨精绝，架上累累然卷者皆纸也，然无书籍可为遣日者，则以书自解。某始来相话，渐以公事冗，辞不至矣。问水消长，则以未退告。如是匝月，架上纸尽，某始复来晤，拱手曰：“幸水退，可荣行矣。”即呼治酒为饯。旋顾架上卷，逐一展之，随展随掩，顾从者作怒容曰：“谁污是！”先生自承曰：“某所书也。”某曰：“此吾收之，将以求某（贵人）书者，乃尽为公污，误吾事矣。”先生嗒然，即日买舟以去。然某则大喜，悉裱而悬之。盖以水涨绐先生，赚其书也。
许缄夫知余以鬻书补生计，因谓余曰：“今之书画家皆增润笔矣。”因言孙勤侪收入不恶。勤侪为余伯妣之侄，清末官翰林编修，建国后一知诸暨县事。抗战时，避地上海，亦以鬻书助生。余曰：“此太史公头衔之足贵也（清时翰林在上海鬻书，虽极不堪入目者，求之者仍不乏）。余则宁缺无滥，故余之润笔特高于人数倍，欲迎而反拒然，正不欲使今日高悬以炫人，明日深藏以饱囊。”向见杭州王星记扇庄悬谭组安延楹所书楹帖颇可观，及组安甫卒而易以勤侪之书矣。组安尚能书，仍未脱馆体，勤侪书则十足馆体，更合今人脾胃，是何怪其收入之丰矣。余又曰：“今日卖字亦须有术，如书成对联装而挂之笺扇店中，使人望而知其姓名，或且自己买归，以示顾者之不绝。”缄夫曰：“然则你亦可以照办，我来买可也。”余曰：“你倒肯买，我倒不肯将去挂，只是够难的。”相与一笑。因又谈及书画家品格、缄夫渭：“吴仓硕以知县候补江西，布政使某慕其画，特宴之官邸，材官以纸笔进，缶老（老缶仓硕别号也）无可辞，即席绘成，然称谓如平昔交游也。”余因举陈止庵太世丈师书画皆有声，为湖北知县，总督张之洞嘱画，师画以进，但署名而已，涛丈盛装而悬之，终以无上款为憾，然不敢请也。余见吴纟同斋杭州宅中厅事悬六尺大屏，上称纟同斋大人，下书属吏某，盖纲斋督学江西时所得也，此于古殆鲜闻。余长浙江民政厅，有余父时成衣人石某以其子习速成法政求使，因命为警佐，乃以富世英所刻折扇为赠。世英以罪入狱，于狱中习此艺，识者许之，然余不受，以嫌疑之际也。其后袁巽初之弟求书，亦以此为贻，则不能辞，然余不用，此扇刻以厅长称余也。彼时余正居官，且古人亦多以职名相呼，实无所嫌，然余未久其职，而民主政制，去官即仍是民也。故始终闷置焉。
◎宋恕
宋先生恕，浙江平阳人。其母将免身，梦见一怪物来，群燕逐其后，寤而生，遂以兆字之曰燕生。先生家故富，而先生少读书山中，日以一撮盐配脱粟饭，家遣佣至，先生特为设蔬，费钱数十文，而自食如故。先生虽籍平阳，而家居瑞安，瑞安自宋以来为人文渊薮，故太仆孙衣言与其弟故侍郎锵唱归田后，又以永嘉之学为后进倡，太仆子诒让又以经术为大师，孙氏瑞安之冠冕也。侍郎有爱女欲以妻先生，闲与先德语，先生从屏后闻之，扬言曰：“齐大，非吾偶也。”侍郎益大奇之，即以女归先生，先生既师事太仆昆弟，又受业德清俞先生樾之门。俞先生学为海内所宗仰，著弟子籍者，远及日本，所谓曲园先生者也。先生学亦无所不通，二十余岁，著书曰《六斋卑议》六斋者，先生自署其课读之室也。俞先生读《卑议》称之曰：“燕生所为《卑议》实《潜夫》、《昌言》之流亚也。”人以为不阿好其弟子。壮游南北，偏交共贤士大夫，谒归翁之门人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并《卑议》，鸿章曰：“燕生以为《卑议》，吾以为陈议过高矣。”先生与鸿章语，鸿章辄曰：“愿燕生卑之。”又尝称于人曰：“宋燕生奇才也。”然先生卒不以学阿时，以诸生主讲南北学校，时藉故书以兴起学者平等自由之思想，又诱之读课籍，故生徒多趋向革命。故参谋本部局长吏久光，辛亥时实首谋以江宁反正，至今称道先生不衰，故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许寿裳亦受先生教最深者也。清末，开经济特科，礼部侍郎朱祖谋（即词学太斗号上强村者也）以先生荐，不赴。其友合肥张品珩总办山东学务，聘先生往，先生至济南而吕珩奉调上海。杨士骧巡抚山东，留为学务顾问，称先生未尝敢字之。士骧迁督直隶，再聘先生往，不应。继士骧者为袁树勋，下车，即试学务官属，决去取。先生生平不立崖岸，亦与其试，文辞朴雅，似东汉人所为，又多四字句，竟得注考曰：“文理不通。”报罢，人谓先生以是求罢也，遂归。卒于家，年才五十。先生晚年更名衡，字平子，或谓其慕张平子之为人，则不然。先生游历半国中，又尝至日本，所至自达官贵人，下至隶圉，咸与之习，问中失疾苦，确然知天下事之坏，由于不平，故宗其旨于名字。章太炎曰：“燕生学行于古可方宋轻。”梁任公赠先生诗曰：“梨洲以后一天民。”皆知先生者也。先生善为诗，一时推巨擘。其诗时时以新名词入焉，晚年为文，益求明达，几如白话体矣。
◎与许缄夫谈梁山舟逸事
许缄夫来，谈及其族伯祖周生宗彦（鉴止水斋主人，其宅在杭州马市街，今为余表姊夫高鱼占所得，建筑精雅。北室外有梧桐二，高十余丈，大可成抱，南室外有双藟，皆旧物也。鉴止水斋旧额则为瑞安林同庄得之于旧货铺，舍于花市路之温州会馆矣。此吾杭掌故也），娶于梁，吾杭梁山舟先生之从女也。先生尝助许氏之丧，赠赙之谢帖皆其手书也。先生尝应巡抚之宴，适雨，著钉鞋撑雨伞以赴之，至巡抚署，乃出岸鞋于袖中而易之，以雨具交巡捕官。及归，巡抚送绅士，尝俟其登轿，一揖而退。先生因无轿也，巡抚顾巡捕，呼梁大人轿，先生摇手曰：“没有，没有，只有钉鞋雨伞耳。”余按：先生族子所为《两般秋雨盒随笔》谓先生自号青躬道人，人问其义，则曰：“无米无穴，精穷而已。”先生与余外家邹氏有姻联，其父兄并官至尚侍，先生亦致身侍从，而及至此，其节操可师也。今乃止以书闻，然先生书实馆体之美者，近时沈蒙叟比之，家常便饭是也。缄夫又谓先生家杭州众安桥，其邻鄙人酗于酒，遇先生，掌先生颊，先生不较也。既而其人流于盗，并抵法。先生闻而喟然，曰：“我害之矣，使其批吾颊也，即鸣诸官，决臀二百耳，不至于此也。”以余所闻，杭州驻防军属欺汉人甚，每出嬉妇人，妇人过其地者，虽贵家之室女乘轿而往，亦举帘弄其足，云“看小脚”。先生一日访将军，故侨为妇人足，露鞋尖于轿外，驻防果来嬉，先生乃告将军，杖之而严禁焉。先生家已式微，其墓在西湖之北涯山麓，十余年前其墓道之地亦易人矣。
◎发币于公卿
《左·隐七年传》：“初，戎朝于周，发币于公卿。”杜预注：“朝而发币于公卿，如今计献，诣公府卿寺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晋时，诸州年终，遣会稽之吏，献物于天子，因令以物诣公府卿寺。”按：汉之上计，乃犹清代之户部核销，晋犹因于汉。然彼时上计者，或兼以士物献纳于朝廷耶？故杜言然。惟戎之来实非上计，其发币于公卿盖相赂耳。昔段祺瑞执政，余摄教长。后藏班禅喇嘛额尔赫尼来京，犹循藩属故事，于国务员皆遣其属致藏宜，如哈达及狐皮、麝香等物，此正发币于公卿也。
◎高吹万扶乩
自海格路一七七号寄余一册子，开视则为《吹万楼日记节抄》，有吹万特赠印章。吹万乃金山高燮自号也，余与吹万同隶南社籍，亦同以文字发表于《国粹学报》，而未尝把晤，亦未通笺，此册不知为吹万自赠，或他人所贻，无从致答。册子所记，皆吹万丧女明芬后，以扶乩与朝芬问答唱和，且有亲友中亡人之语。吹万以此自慰未尝不可，而册中竟满纸鬼语，一若宇宙间自有此物此经志者，以之播之报端，以此遗赠友朋，既扬迷信之谈，亦贻不智之讥。余生平不信有鬼神，世界惟有电力作用，即人之心理，亦受其鼓荡而成。然自应循物理以解释，不能如世间所说鬼神之幻妄也。观此册所记，大部分均可以心理作用解释之，然心理亦属物质的作用也。如所举“刘三降乩”一节，刘三降乩在其夫人与吹万谈后，则刘三之家事隐然在吹万脑海矣。刘三惜其养子凤儿，实即吹万潜识中有不以刘三收养子为然，而又惜其养子幼而孤，异日家庭或有不顺，则此子殊可怜也，遂幻为此事。其他皆可以是推之，特潜识之变幻，今之心理学者尚未能究阐其极。而吹万所记许多似绝无因者，他人不能为吹万证明其因，而吹万亦未尝用心理学自索其因，则若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事，观其每记有乩忽停止之时，在吹万意其女忆去，不知扶乩者之心理中或呈怠状，乃有此变动耳。余昔尝用碟乩，竟无一成，说者必谓余之不诚，苟有鬼神，即余不诚，亦当有告，以诚而告，弥征为心理之反应矣。故信有极幻之事实，乃皆物理的而非玄学的也。
◎王湘绮不知书法
王湘绮运论近代名人书法，谓“吾涉世乃觏三君，陈子鹤行草绝伦，莫子思篆分入圣，何媛叟早学钱氏（钱南园沣），晚专汉碑。至其意趣，纯乎《黑女》，则亦仍包氏之说，通碑贴之畦町。要其临池勤力，日课有程，最为用力。其生平自命，方古无惭；然墨迹照曜，上石则减，反不若陈莫小大可镌，由纯用笔锋，韵趣在墨故也。”又谓：“尝以为逸少不如北海，子鹤胜于香光。”按：香光书无论正行大小总是裹足乡下大姐。
余尝谓自赵松雪始为俗书开山，香光实传衣钵，后世场屋当行，不足与于书林。其书胜之故不难，然子鹤书犹不能胜王梦楼，安能胜香光乎（子鹤陈孚恩字，清同治初，肃顺、端华当政，子鹤亦相附用事）？若谓“逸少不如北海”，可谓妄语之极，以此知其根本不识书法，然此老固自言“不谙运笔”也。北海书从逸少出（唐人书画尽然），随在可证。而犷厉之气充于字里行间，盖如近世画之有海派耳，何讵得比右军，况谓逸少不如耶？至谓爰叟书“墨迹照曜，上石则减，由纯用笔锋韵趣在墨故也”，此亦外行之言，爰叟书虽不能比于龙跳虎卧，然自非流俗之笔可比，刻工不佳，便失其真。余既得笔，作书入石，匠人束手，如许叔玑墓碑，几乎已不能辨矣。尝书聚骨扇股，高心尔奏刀亦以为苦，是则何关作者工力？子思书笔墨尽在纸上，故抚刻自易。湘绮一生以抄书为日课，数十年不辍，故其耄年犹能作蝇头书，然固不知书也。
◎胡林翼左宗棠
胡林翼巡抚湖北，时值太平天国军兴，林翼居上游扼之，急思得才以自助。其驭人颇有术，幕府客某，林翼之左右手也，一日，谒假欲归，林翼不许，某泣然，遂白：“实由母病，故必归侍。”林翼遽呼侍者传语，为某师爷备船，且嘱司计致厚赆。时风甚紧，顾某曰：“正是顺风，莫停留吧。”以此得士。左宗棠居林翼幕，司章奏，径自发驿，不复咨启。一日，林翼闻炮声，顾左右曰：“何事？”左右曰：“左师爷拜奏耳。”宗棠以举人起家，其出，曾国藩实扶翼之。然不附国藩，遂致隙末。其陟位中枢时，相传有一故事。清制：召见，免冠叩首，面毕，乃复叩首，冠而起。宗棠自起幕府至入阁，故未修觐，不习故事，其被谕退，辄效剧中称“领旨”，叩首而起，竟忘冠其冠，此实失仪也。是时宗棠功高，随命太监持与之，宗棠正惶窘，得之乃安，太监亦不敢有所索，盖非宗棠必出巨赂矣。宗棠晚年病目，见僚属恒闭目而语。总督陕甘时，一知县者淮人，谒时，宗棠聆其语，遽问某是若何人？知县者对是叔父，宗棠忽张其目曰：“好官呀！”知县者大惊，归而病数月。
◎少年行动
忽于枕上思得一事，为清光绪三十一年秋，浙江高等学堂初立，陆勉斋丈懋勋为监督。开学之日，巡抚聂缉ァ布政使翁曾淮以下皆至，勉丈宿戒教职员皆衣冠（清时礼服），余与汤尔和临时贳于人，服不称身，无异戏台上所谓跑龙套者。及时，集礼堂，谒先师孔子，皆三跪九叩首，毕则行官师弟子相见礼，勉丈亦宿约弟子顿首，官师则答以揖。余与尔和及两三审者，皆不遵约，皆以顿首答之。众见余辈然，则相而皆然，勉丈及巡抚以下亦不得不然。礼既成，勉丈诚致愤愤。此事无关大体。特余辈少年不爱羁勒，且于大官尤藐视之，具有必折其角之气概，然尔和竟无以自立，可慨也。
清时用胡俗，相见作奇拜，屈一膝为礼，谓之打跬，僚属以衙参谒长官，长官受拜不答，若平素则答拜，然僚属必复拜谢之，其捷必使长官无复答拜之时间，故只见左右膝一时齐屈，而实有先后，一致敬，一致谢也。不相属者，若盐务官员在各省者，惟巡抚兼管盐政及盐运使为直属长官，他即非直属，相见以客礼矣；然卑秩亦往往越礼焉，为异日或转为直属长官也。
清时官场以敬茶为送客之表示，此习沿自宋代，盖僚曰事既毕，虑长官有指示，不敢遽退，而长官无复相语，则举茶示客可退矣。既举茶后，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，客亦不能不退，此法初盖为拒绝闲谈妨事之法。
◎习跪
帝制时君臣间犹如主奴，然宋前以《周礼》“坐而论道”之训，宰执犹得与皇帝坐论朝政。至宋太祖以王质柴氏旧臣，欲抑之，阴令寺人撤其席，遂以为故事，虽宰臣亦不得坐矣。文彦博年逾八十犹侍立，转为人称，可谓甘居下流者也。清制：大臣面对，皆跪，非叫起不敢起。吾乡王文韶已大拜且年逾七十矣，每日犹习跪于家，其法束厚绵于膝，使能忍久耳。
◎红学
杭州学官巷有巨室，是为吴氏，清初治小学兼明唯识之西林先生颖芳实是族也。雍、乾间则有以骈体文名之谷人先生锡祺，道、咸间则有以诗名之□□先生振或。锡祺官至于监祭酒，振或则至四川总督，姻丈子修先生庆坻，及其子士鉴又皆翰林，纲斋（鉴字）且以榜眼及第。父皆放试差（主考，提督学政），故吴氏为杭之望族。故事，一甲即授职编修，翌年差试。纟同斋以疾，至光绪十九年始提学江西。纟同斋承家学，著书甚多，其《晋史注》，刘翰怡为之刊行，因并署翰怡名耳。陈叔通师丈言：“纟同斋为顺德李若农侍郎文田得意弟子，其得一甲，实侍郎泄题予之。侍郎精西北地理，纟同斋因预为对策得隽。”修丈恂恂君子，博学多闻，虽居荐绅，不与官事。然少耽《红楼梦》，至废寝食，登溷犹手之，因患泄精，至骨立。其姑母戒之，始事学。丈于《红楼梦》不徒举事若数家珍，且能一字不遗焉，可谓红学。
◎钱塘汪氏《西征随笔》独翁
钱塘望族，学官巷吴氏外，当推汪氏焉。余之嫡外祖妣竹斐夫人即出是族。余读外祖父邹蓉阁先生《记事诗注》则奕世簪缨，已冠郡望，而姻联亦多玉堂人物，最可称者自虚白老人以下姑妇、妯娌、姊妹无非女学士也。竹斐夫人有遗墨，著录《杭州府志·艺文志》，然余未见全豹，仅读诗余一首耳。汪氏后世遽式微，余祖父之金兰友子绶先生官江西知县，其子□□丈余及见焉。其女则一为沈蔼如姻丈室，一为漂阳狄平子先生室。孙怡广则以创速记学，与余同教于北京大学。竹斐夫人之先族名宪者，尝刊《说文解字系传》行世，清代《说文》之学极盛，而《系传》初刊实始于汪。又有星堂先生者，尝从年羹尧至西陲，著有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，羹尧因以致死而先生亦遭辟。《西征随笔》不完本今在故宫博物院，中有《记红娘子》者文甚佳。今称钱塘汪氏者，皆指目振绮堂。往年，余乞伯棠丈大燮题蓉阁先生友声册子，棠丈谓与竹斐夫人异族。然振绮堂以进书得称，小米始传著述，棠丈乃致位卿贰焉。振绮堂族有子用先生曾唯者，余祖执也，少时曾拜之。清季谋开铁路，将绕城西以行，须迁墓以为路基。杭人先世率葬于城西南，先生倡议：“有主张是者，必舆榇致其家。”遂无敢发难，后卒由城东以行。先生有独性，人号为“汪独头”，先生因自号“独翁”，章太炎尝称及焉。
◎谭廷献 戴望 潘鸿
杭州于太平天国军退后，人文之恢复，实知杭州府潘凤洲先生鸿辞慰农时雨之功。一时名士如谭复堂太世丈廷献，陈兰洲太世丈师豪，皆其门下生也。二丈与德清戴望阳湖庄或友善，皆喜今文家言。望字子高，著书满家，而《管子注》尤在人口。曾国藩总督两江，致之书局，国藩内召，饮僚左问：“诸君有以赠吾行乎？”众未有言，子高年最少，对曰：“公功成名就，‘急流勇退’，是其时矣。”众为愕然，国藩善之。子高少孤而体弱，早卒。复丈以拣选知县（举人例可得知县，故得署衔曰“拣选知县”）发安徽，任□□县，老而告归。余以通家后生礼一谒之，时丈寓兴忠巷黄氏故厦（黄□□先生琳，官翰林，早卒；余母之义父也。汪独翁亦尝赁此以居）。其子子刘则曾于北京见之，复丈有《春秋繁露》纂订本，余始得兰丈师所录副，凡十六篇，乃语子刘宜谋刊行。子刘遽出复丈门下生胡某刊本相贻，则与兰丈录副不同，盖定本。今此书不多见，而余藏已让于北平辅仁大学，当尚存也。复丈精诗余，经史之业亦专焉，尤喜《史通》及《文史通义》。教子弟学者，率先以此为入门之径，然诸子不能继也。子刘幼时甚顽劣，复丈尝寓西湖（杭州）之滨，以其不率教，竟持之植于水。凤洲先生亦友子高，擅为词，以举人起家，官内阁侍读。光绪末，出为日本留学生监督，解任归，为杭州府中学堂监督。先生瞽一目，以假眼饰之。杭州先辈衣皆博襟大袖，先生始窄襟袖，事少年装束。与许抑斋增善，共嗜赌，因损士誉焉。
◎幸草道人
幸草道人，余师杨雪渔太世丈文莹自号也。师钱塘人，以翰林出为贵州学政，秩满，遂请告，竟不复出。清制：学政为“钦差”，一任三年，所至有供役，不亲民事，而有“陋规”可受；故虽不通贿赂，亦足衣食终身矣。贵州故瘠地，地多植罂粟，师请禁植，而并革若干陋规。然师竟染嗜罂粟膏之习，终身不能去，人谓师春秋鼎盛而遽请告，即以是故。其总理杭州养正书塾时，谓余辈曰：“余官至侍从，又积银二万元，有妾二，我知足矣。”然则其任学政所得亦盖不菲，以为基金，遂得资生无虑。某年，余自广州归，因师有地在余下羊市街旧宅之左，人有欲侵之者，因修起居而并陈其事。师因谓余曰：“余已不审有是地矣，然余犹忆洪杨时（太平天国），兵至，余匿入君家之后屋，屋多陈尸，皆自尽者，余卧于其间，伪为死人。俄而兵去，有妇人者呼余起，令速去，余略识其面目，犹不敢遽起，及起而四顾，无妇人也。陈余侧者一妇人尸，似所见，骇而逃，遂得免焉。”因指神龛曰：“此中所祀，即其人也。余感之，故祀之。”按：师自无谬言。顾余以为妇人必自尽而未殊者，师是时“大恐漫漫”不能辨耳，妇人或即死，或未死而恐兵之复至不敢遽逃，遂复卧如陈尸，固无鬼也。
◎徐鸿宝说
徐森玉鸿宝，吾浙吴兴人，博览多识，尤擅目录板本之学，殆为国中魁硕。走国中，所不至者鲜矣。尝游贵州，访红崖石刻。往年告余，以世传石刻拓本皆非真迹，盖石刻高山，非攀援而登不可读。拓亦不易，必施架阁，才可毡墨；往者显贵购求，有司乃以石灰堆积于所刻上布纸打之，复刻于版，故今传本皆异。余按：昔邹叔绩始为是刻释解，乃附会为殷伐鬼方之词，近有许石楠尤戮力于此，尝为余译其词意，然余反复研绎，竟不易知。如属殷伐鬼方之刻，不应与卜辞文字异形，此可断其非中土文字矣。盖如确是石刻，则为苗文，然苗族文字，今亦可考，惜余未尝从事耳。森玉又谓：“数观苗人祭祖，礼极隆重庄严，惟终不得其先世由来，苗人多秘不使外人知也。苗服皆上衣下裳，裳之中间施黻，与吾古制同。”余疑苗族之图腾盖猫也，惜不得其证。卜辞有一字，颇似猫蹲伏而从对面正视之形，顾亦未易定也。
◎《落花春雨巢日记》
阳湖赵惠甫先生烈文，余外祖邹蓉阁先生之友也。其《春雨巢日记》，蔚为大观，惜不得尽读，徐益藩摘录一卷，宓逸群以示余。其记曾国藩言：“郭芸仙自负不凡，奏摺无有清晰得要者。”余按：督抚章奏，多出幕府之手，固不能即以为郭笔本然。然芸仙有文名，即出幕府，岂不过目？李莼客《越缦堂日记》中亦讥芸仙“事理不清”，乃至谓湘人率然，则未免以一概万，近于诬矣。然以余验之，如易寅村亦芸仙之伦，则越缦故自有据而云，第偏率耳。《日记》又记涤生言：“芸仙在粤，声名之劣，罗椒孙至与骆吁门书云：故乡大吏皆如虎豹，民间有‘人肉吃完，惟有虎豹犬羊之享；地皮括尽，但于涧溪沼之毛。’”按：此与《春冰室野乘》记“乌达峰尚书与恽次远学士同典浙试，乌文字疏浅，而学士有烟癖，或以二人姓为联词，曰：‘乌不如人，胸中只少半点墨；军无斗志，身边常倚一条枪。’”皆善谑而虐者也。然后联“常”字似宜易以“空”字，更稳切。
◎画可复定乎
吴湖帆之弟子各展其所画以饱人目，余亦往观焉，极佳者寥寥，而出售者已多。详察之，盖所谓捧场者也。最奇者有数幅黏小纸，书“某某先生复定”。并有黏上两纸者，此示有好者须“依样画葫芦”也。余谓言艺术无论作者手段如何高妙，决不能二三纸如出一辙，否则必影写耳。若赏者求复写，其非赏鉴者可知。昔之画影堂者，自面以外皆影写也，此可与论艺术耶？昔金拱北负画名，尤擅摹临，然其摹临也，乃制一桌，以两层玻璃为面，而夹古画于其中，玻璃面下安电灯焉，以此毫厘毕肖，而拱北于五色又求精选，故见者以为真。然拱北自出手者遂无一可观，盖皆影堂之类也。
◎吴待秋画
旧书画家每欺常人不识，便率尔与之，此恶习也。此习于以鬻书画为业者更甚，上海之以鬻书画为业者尤甚，然则实自承其弊耳。盖欺人率尔，久之即己之技能不复得进矣。余父执吴伯滔先生擅绘事，顷从徐益藩见其于聚首扇上所绘，似任伯年、胡公寿而较雅。其子待秋澄鬻画上海，三十年致巨富。盖小康之家以上，壁无待秋画若有不足者。故待秋蜷居一室，妻孥满前，寝食于是而挥笔不辍，几于废交游矣。然其画日劣。余六十初度，姑之孙唐莱安庆安兄弟以二万元求待秋写《石屋图》为寿（三十三年），待秋故知余，自不致故为草率，然此幅上下有些些云水，余悉为山木填塞矣，皴法亦无可取。盖由沪地商贾实不知画，以满幅皆笔墨痕为贵，习久遂不能自改。然余曾于西藏路联华银行见待秋所绘梅花及蝉柳两幅，殊有父风，是非无本领也，习蔽之耳。
◎骂人为畜生
《太平御览》四百六十六引《东观汉记》：“刘宽当坐客遣苍头市酒，迂久，大醉而还，詈曰：‘畜生！，宽遣人视奴，疑必自杀。”按：今绍兴杭县骂人亦然，苏州、上海则曰“众生”，皆最辱之词。故宽疑奴必自杀，盖虽奴犹不能受也。然今日相詈者，不以为至辱矣。
◎日本之畸人
夏丐尊家壁上悬有日本人天香者所画一，而题东坡“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”两句。丐尊为述此人今已七十余，其生当在其国明治之初，未尝卒业中学。时有大贾共向北海道为实业之创举，召人往襄其事，此人即应募而往，为厂中司事，颇能周旋劳资之间。府知事某奖其为人，书以勉之，并赠以前辈所著，中有述及处世宜以谦让为本务者，读而深思，若有所得。及循资晋位，竟任经理。然此人烦恼顿炽，以资方志在多财，劳方旨在分利，其志不欲助资而抑劳，而其境须抚资而敝劳，于是无以两全，忧心忡忡。适其家中落，日本旧制，宗子掌其财产权，庶子不得而与。乃其家宗子不谨，将败其产。庶子乃集而议维护之方，此人但曰：“我欠人者还人，人欠我者讨而还之，不得亦无法也。”庶子共嗤诟之。此人拂袖而退，歇于街亭，暮夜不归，无所得食。翌晨闻儿啼甚亟，而有一妇自工厂拥其双峰疾趋而入儿啼之舍，儿声顿绝。私意来者定是儿母，儿已得乳，故不复啼。遂蹑迹而往，作窥墙之举，乃果如所意，因大感动，以为此是人生真理，儿饥则需妇乳，妇乳不泄，亦行苦痛，两相需求，各得安全。于是立志取人之所弃，不分人之利以自私。然饿愈二六之时，腹作轳辘鸣矣，亦不求食，忽见有载米而过者，器坏，米零落于道中，车人亦不顾也，乃出佩巾就地拾而纳之。行数十步，适一药肆，主妇方启门而出，此人固誉驰于乡里，人尽识之者也，乃询何故晨行，并邀之食，此人告以故而辞食，妇苦致之，则曰：“诺，但愿以吾巾米借一炊耳。”妇亦曰：“诺。”顾将地所得，才足一餐，及食既毕，仍还亭次，思之再三，亦无善计，而日又西驰，肆妇复来邀食，辞复＜臣又＞｛兹瓦｝，妇亦输诚不已。此人乃曰：“诺。但须我省可食者而食，不以强我也。”遂往周其庖厨，敦所余，不置一顾，及见釜中有涤釜沉淀之余食，乃乞曰：“此若所弃，我食之可也。”妇亦无如之何。留之宿，亦辞；留之坚，则曰：“容我省可居者而居。”又择其陋且弃者而寝其中。明日则起而代其家掺彗洁庭除，将以偿其宿食之惠也。时肆妇新寡，肆友欺之，药材狼藉，损益不入其心。此人既为收拾，友亦不敢复慢。无何，妇治蔬设屋，必欲此人迁宿而致膳，其词曰：“自先生寓我家，我家业得不堕也，敢不报先生耶？”此人复谦让焉。既而自谓得术矣，初则清各家门外之垢，人以此皆招而食之。既而凡人须其助者，虽秽而劳皆不辞，于是食宿皆得给而从之者众矣。此人乃条理其所思，为词以晓其从者，浸立教条以相守，而从之者益众矣。乃有所谓一灯园之组织，渐成宗教性之团体。各方施与，则立簿籍，谨出纳，不以为园产，而别置所司，曰：“此代为管理而已。”其行实兼佛老耶稣而一之，自言则曰：“吾得益于老聃也。”往年来上海，丐尊犹遇之，谓之曰：“闻君颇为资本家所重，往往藉君一言以解纷，将毋使人疑为利用耶？”此人曰：“然。吾止知为人当如是而已，果利用我耶？谓我被人利用耶？我不以为介介也。”余谓此人殆诸夏宋鲽之流也与，其不满于其国现代之社会，而其术卑卑，盖未闻大道；使早得马克斯之说而读之，必将有以自处而处世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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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为政当从根本上办
《落花春雨巢日记》云：“周缦云来候，并谒相国，涤师与久谈，因蒋益沣被劾有交吴棠查办之说，遂及吏治。言：‘蒋做官，做一衙门，将一衙门经费裁尽。到粤抚任，裁去韶关陋规，形诸奏牍，而别提藩库每月千五百金、运库每月千金，作抚署办公用，反较所裁之费为增。其各属出息，亦一并严禁断绝，不准收受。在浙，民间虚声颇好，然其人太不正当。’周问：‘丁日昌闻亦精励为治。’师答曰：‘微有其风，而视蒋则中庸多矣，伊如要去尽属吏饭碗，我亦不依。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，汝去他一饭碗，他别寻一饭碗，于公事无益，不过百姓吃亏而已。’”余按：国藩言固未尝尽非，然蒋益沣裁陋规而办公费支用库帑，不可谓非正当办法。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，而下级官者糜于承应上级官署之供给者，多不能正式报销，即正当之办公经费，亦有不能尽邀核销者，故多恃陋规为挹注，而官因得以自肥。自此名一立，贪婪之秆，无所不至，直可括尽地皮。且官以之括于吏（吏谓当时衙役，官之爪牙），吏以之括于民，层层剥削，其弊甚大。然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，而徒言撤陋规，则甲方裁而乙又兴矣。若谓因“人万不能无饭碗，去他一饭碗，他别寻一饭碗”，遂置而不问，则岂为治之道哉？大氐彼时官俸过薄，行政经费无适当之规定，不从根本上改革，而枝节从事裁禁，则所谓“于公事无益，不过百姓吃亏”者确为至论。然言治真难，余备员浙省民政厅长时，主增县长、警长及其僚属之俸，并增其行政经费，然实于公反损而无益，于民仍未能轻其负担也。盖文官制度不立而恶习已成，视做官乃其解决生活之无上法门，故虽增俸增费，仍不能满其欲壑，而所增者彼既视为不足轻重，徒增其合法之收入，是真所谓不过百姓吃亏而已。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等之俸，不过百余元，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，自何贪于区区哉？故欲去弊，必究其弊之由来。而良法之行，尚有藉于教化之行，法令之严，长官之能以身作则，不然，属吏阳奉而阴违，既为所蔽，其弊益甚。然即长官以身作则矣，而无明察之才，公平之度，恳挚之情，严峻之刑，不制之权，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。且如堂高廉远，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。